随着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一箭双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启全球组网的新航程。
沙场，引领三军列阵米秒不差；南海，俯瞰海域岛礁守护渔民；灾区，及时送出讯息字字千金……遥望星空，北斗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一张耀眼“国家名片”；这张名片后面，我们看到了一群生机勃勃的“80后”：这群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北斗卫星团队核心人员平均年龄仅36岁，66%是“80后”，多数都经历了数次北斗导航研制和发射任务，成长为团队的中坚力量；其中更有30%的“85后”，作为新生力量，在急难险重任务来临时，次次冲在前面。
他们是新一代“北斗人”，放飞“北斗”，也放飞了他们的青春和激情。
与君初相识 犹如故人归
他们，进入航天领域最长的近10年，最短的6年多，共有一个称号即“北斗人”
并不算大的办公室，方方正正的格子间，不时传来的键盘敲击声……初见朱位时，他正坐在工位上，盯着屏幕，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他专注的脸上。若不是屏幕上随着他鼠标点击来回翻转的卫星结构三维图，很难想象，那正于太空翱翔、吸引了大批国内外“粉丝”的北斗卫星的雏形，竟是来自这个和普通白领办公室别无二致的小小格子间。
“卫星的物理部分，根据需求确定哪种平台、规划整体布局以及实施流程的设计，都是我们岗位的职责所在。”作为北斗三号卫星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刚刚三十出头的朱位，有着和年龄不太相符的淡定从容。
谈及这份在很多人眼中“高大上”的工作，朱位说，这更像是一种对“新生儿”的孕育和陪伴��看着卫星的模样在屏幕中一点点生成、完善；陪着它经历热试验、力学试验等一系列“挑战”；再到最后，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看着它搭乘火箭穿过苍穹，时刻不离。
设计完成后的卫星将进入总体装配环节后，由星船总体装配中级技师徐微微所在的岗位接棒。
1987年出生的徐微微是个身材苗条的北京姑娘，很难想象她的工作内容是给卫星铺电缆、焊电线、安设备……在“十万级净化”的总装测试大厅里，穿着防静电服、戴着工作帽，她常常是猫着腰一干就是一个多小时。
在电测间里，电测指挥朱琳和闫旭正在忙碌。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在成排的电脑和电缆之间，他们紧盯着屏幕，发指令、判读数据、实时监控卫星状态……电测，是北斗卫星发射前的最后一环。
“就好比电视机组装完之后，怎么知道它的性能是好的？就要过个电看一下，看看是否能接收到节目、画面清不清晰。”闫旭打了个比方。
但实际上，卫星的测试要比普通产品复杂得多。以北斗卫星为例，上万条指令和上万个参数都需要覆盖测试，况且为了暴露设备的制造错误和生产缺陷，还要经历常规环境和试验环境��从去年北斗三号的首发两颗星开始电测直到发射，整星电测上千小时，这对于长期在轨任务卫星来说也算长的。
综合计划调度陈昊和朱位年龄一样大，他的工作既包括人手的调度，也包括设备资源的调配。他像北斗卫星的“管家”，但这个管家不好当，“就是逼着自己掌握进度，还要保证质量，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
都说调度的情商、智商要高，但陈昊却自嘲说主要是得“脸皮厚”��同事们最“烦”的便是接到调度的电话，因为那很可能意味着晚上又要加班。“下班后、节假日，我都干过把人‘抓’过来加班的事儿。”说话时，陈昊还是会不停地看手机，“就怕错过，有时夜里醒来也会看一眼有没有信息。”
这几个年轻人，进入航天领域最长的近10年，最短的也有6年多，他们一直在北斗的岗位上，可以说是离北斗卫星最近、和北斗卫星最亲的人。
精感石没羽 岂云惮险艰
他们，操控着价值上亿的仪器，随北斗的时间节点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
随着我国航天事业进入发展黄金期，北斗系统进入快速组网阶段，这几年的航天发射密度逐步加大，“北斗人”的工作强度和压力也随之加大。
朱位告诉记者，以前是两年就专做一颗星，现在是4年之内把18颗星都得干完。实际上，他们每个人手头负责的并不仅仅是即将发射的两颗卫星，而往往是发射场有两颗，厂房里还有两颗，另外还有两颗星得操心着。在北斗三号刚刚发射成功的第二天，朱位已经收拾好行装，从发射场赶回北京，因为“家里”还有几颗星要“陪”。
“白加黑”“六加一”……航天前辈们的“加班传统”也在这些“80后”身上延续着。
拿这次发射的两颗北斗三号卫星来说，今年春节期间做热试验，劳动节做出厂测试，国庆节进发射场待命……对这些“北斗人”来说，早已没有了节假日的概念，一个个的时间节点，是北斗的节奏，也是他们生活的节奏。“和朋友聚会、和家人旅行，包括和男朋友结婚，都得先看看北斗的进度计划。”徐微微说。
压力不仅仅来自工作强度。“老师傅会跟我们说，你们这是手托上亿资产！”陈昊说，卫星上的一台单机设备，很可能花了一个亿的研究费用，这对总装操作岗位技能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
北斗三号卫星内部小小的2立方米空间里，安放着160多台精密设备，设备之间空隙也就十几毫米。这就要求徐微微们得特别胆大心细。细细的导线，手一抖，两根导线就焊不到一块儿；还得保证不碰到旁边近在咫尺的其他设备，不能把多余物掉到卫星舱里……
对一颗卫星来说，卫星方案的最终敲定可能是漫长的，但发射的时间点却是确定的。比如，早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确定北斗三号首发两颗卫星要在2017年发射，那时候，卫星最终的方案还在完善中。
“计划和节点一旦确定便不能更改。”陈昊告诉记者，整星出厂的大节点定了后，再倒推分解到每个月、每一天。在完成这些节点前，大家的压力都非常大，自己的环节完不成，就会影响到后续环节甚至发射任务。
朱位仍对2013年设计卫星的经历印象深刻。第二天是一个重要方案文件评审的节点，三人小团队就在准备开评审会的会议室隔壁通宵赶工，到凌晨四点多总算定稿完毕，离评审会开始时间已然不多，大家就披着大衣、枕着文件在会议桌上睡了一会。突然感觉身下震动，“地震了？”猛然惊醒，原来是保洁阿姨在擦桌收拾……
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他们，抬头看到火箭撕破空气、呼啸着穿过苍穹时，便会清晰地感知到梦想的力量
“80后”这一代，受到外部世界的“冲击”比前辈要明显许多。采访中他们告诉记者，很多人毕业时候可以选择去互联网公司、外企，最后仍选择从事航天工作，用徐微微的话说，还是因为大家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航天。
闫旭的奶奶今年已经80多了，有好几个孙子，这其中，就数闫旭挣得最少，但奶奶也对他最好，一提到这个“搞航天的大孙子”，便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们这种搞航天的人，家里人付出的其实比我们更多，至少感情上肯定是。”徐微微本来打算10月28日和男朋友一起去领证，结果因为发射任务没成行。这是她第二次推迟婚期。还好男朋友不仅没意见，还对徐微微说，“你是为了航天事业做贡献。”
没有太多时间陪家人，是这群年轻人的共同特征。闫旭的女儿才一岁半，出生时刚好赶上卫星测试，这一年他陪小孩的时间比“陪”卫星的时间少得多。
陈昊送女儿上幼儿园的故事已经是个“经典”。陈昊是调度，意味着电话特别多，最多时候一天要接一百三四十个电话。女儿三岁多，刚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第一天，是陈昊送着去的。一路上他电话不断，到了幼儿园，他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跟老师说女儿叫什么名字、上什么班……跟老师说好，便又打着电话回去上班了。“到了单位后，媳妇儿给我打电话，说‘把孩子送错班了你知道吗？！’”
虽然是“80后”，但朱位这群年轻人真干起活来，和前辈们的状态并没什么两样。“我们有时候也会开玩笑说‘不给钱的加班不能接受’，但真有活，就绝不能马虎，我们只是会更注重提高效率。”朱位告诉记者。
让朱琳说说遇到过的困难，但她觉得，想起来的都是开心的事。这次来“北斗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朱琳觉得跟以前有点不一样。
这是她的第六颗北斗卫星，当星箭组合体沿着2公里的轨道缓缓运往发射塔架时，她第一次加入现场的“追星族”队伍，一路小跑跟着组合体前往塔架。“我就觉得一定要看着它走，有种卫星要‘出嫁’般的不舍。”
朱琳还透露了她的一个小习惯，就是每次卫星在发射塔架上待命发射的那一天，她都会找各种理由去塔架那里看一眼。“就是为了记住它。”
“我们说不上是‘中坚力量’，应该算是干活力量。”朱位说，前几年几经磨练出来，现在恰是发力好时候。“无论有多辛苦，平凡或不平凡，当抬头看到火箭撕破空气，呼啸着穿过苍穹，便会清晰地感知到梦想的力量。”（余建斌）
